改革開放以來，酒稅做過多次調整，也引來諸多爭議。

40年來，酒類稅賦經歷了從重稅到減稅的過程。而如何使酒稅更加完善，需要各方共同解答這個問題。近年來，酒企的稅收負擔有所減輕，但減稅的呼聲和空間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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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酒稅調整

新中國成立后，為增加財政收入，限制酒業盲目發展，對酒類產品實行“寓禁于征”、“寓控于征”的重稅政策。

國家對酒類產品先后開征過貨物稅(1949年至1952年)、商品流通稅(1953年至1957年)、工商統一稅(1958年至1972年)、工商稅(1973年至1983年)、產品稅(1984至1993年)、消費稅及增值稅(1994年至今)。

在征收產品稅時期，酒類實行從價征收，白酒稅率為50%，啤酒稅率為40%，但方式從全額納稅改為扣包裝納稅。

1994年稅制改革，對酒類同時征收增值稅和消費稅。白酒消費稅稅率為糧食白酒25%、薯類白酒15%;增值稅稅率為17%，抵扣后實際稅負為8%左右，合計為百分之三十多(糧食白酒)。稅賦與原來大致相同，但不準扣包裝納稅而需全額納稅，同時允許外購已稅白酒和酒精抵扣在上一生產環節已納的消費稅。啤酒消費稅從量計征，為每噸220元或250元。黃酒消費稅也是從量計征，為每噸240元。其他酒為從價計征，消費稅率為10%。酒精消費稅也是從價計征，消費稅率為5%。

1998年3月4日，財稅[1998]45號文件規定：從1998年1月1日起，對白酒的廣告宣傳費一律不得在稅前扣除。

2001年5月11日，財稅[2001]84號文件規定：對白酒在征收從價消費稅的同時再按實際銷售量每斤(500克)征收0.5元的定額消費稅，同時停止執行外購或委托加工已稅酒和酒精生產的酒抵扣上一生產環節已納消費稅的政策。此政策的出臺對白酒業壓力巨大，導致對策頻出。

2006年3月20日《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調整和完善消費稅政策的通知》(財稅[2006]33號)規定：糧食白酒、薯類白酒的比例稅率統一調整為20%。

2009年7月，國家稅務總局發布《關于加強白酒消費稅征收管理的通知》(國稅函〔2009〕380號)，對設立銷售公司的白酒生產企業，按《白酒消費稅最低計稅價格核定管理辦法(試行)》的規定，對計稅價格偏低的白酒核定消費稅最低計稅價格。

2014年11月25日，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聯合發出《關于調整消費稅政策的通知》(財稅﹝2014﹞93號 )，內容之一是取消酒精消費稅。

酒精產品在1984年至1993年繳納產品稅，稅率為10%;1994年稅制改革后，繳納5%的從價消費稅和總價約8%～9%的增值稅。酒精產品的增值稅銷項稅率為17%，但因原料為糧食故進項稅率為10%或13%，因此增值稅為產品總價的8%～9%。鑒于酒精不是終極消費品，而是化工、輕工、軍工、儀表、醫藥等行業的原材料，所以不宜征收消費稅。特別是酒精行業效益差、負擔重、出口受阻、三廢治理和技術改造任務相當艱巨，亟待國家給予政策支持。減免酒精產品消費稅并恢復酒精產品的出口退稅政策，是酒精行業最為迫切的要求。酒精消費稅的取消，回應了行業的呼聲。

近年來，為深化政府的“放管服”改革，進一步減輕企業負擔，國家在推行“營改增”的同時，酒類企業的增值稅稅率從17%降為16%，部分酒企的防洪費也不再繳納，國家還將白酒行業納入農產品進項稅核定計算抵扣試點范圍。酒企的稅收負擔有所減輕，但減稅的呼聲和空間依然存在。

酒稅政策需進一步完善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調整消費稅征收范圍、環節、稅率，把高耗能、高污染產品及部分高檔消費品納入征收范圍”。這就必然要求改革和完善消費稅制度,增強消費稅的調控功能;同時適應生產和消費的變化，將一些不適合繼續征收消費稅的應稅產品從征稅范圍中剔除。通過實施“有增有減”的消費稅政策調整措施，進一步增強消費稅引導生產和消費、促進節能減排、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

為落實“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征管”的稅制改革原則和公平合理精神，進一步減輕企業負擔、增強企業活力、促進酒業高質量發展，酒類稅收政策仍有很大的調整余地。

從共性角度看，此前消費稅政策的調整主要是征收范圍和征收水平的變化，并未涉及征收方式和征收環節的改革。消費稅顧名思義是有消費才有征稅，所以它應該同增值稅一樣以價外稅的方式征收。

在許多國家，消費稅就是在零售環節征繳的。我國目前的消費稅課稅環節單一且靠前，實行在生產環節征收、以價內稅的方式計征。這樣既淡化了消費稅的調節功能，也與國際上的通行做法有區別。當然在現行國情下，于生產環節征收有利于保全稅基和有效監管。

消費稅雖屬于中央稅，但其對地方政府計算稅基和稅收分成仍具有重要意義，對以煙酒生產企業為繳稅大戶的地方而言更是如此。因此，消費稅課稅環節后移是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問題，涉及到國家和企業、中央和地方、生產和流通的利益博弈，到底何時實行怎么實行尚需反復論證。

從酒業自身看，酒類消費稅政策仍有繼續調整的必要。筆者認為應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幾項建議：

第一，減免葡萄酒消費稅。葡萄酒是國際通暢型酒，具有良好的發展前景;但我國葡萄酒行業目前遭遇的困難較大，亟待政策支持。國外多將葡萄酒業列入農業領域給予各種優惠，而我國將葡萄酒業列入工業領域使其競爭力削弱。為此，對葡萄酒的消費稅應予減征或免征。

第二，減免白酒從量稅。現行的白酒從量稅，一不夠公平，二不夠合理。其“扶優限劣和增加稅收”的目的并沒有真正達到，從量稅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針對正規企業的稅款，不規范企業偷逃稅款的現象并未遏制住，使稅收流失并形成不平等競爭局面，制約了白酒骨干企業的發展。同時，其無論價格高低均按同一標準征收從量稅的規定也有失公允。目前，白酒銷售價格相差懸殊，差距高達幾十倍甚至上百倍，對白酒采取一刀切的從量征稅方法，不僅影響眾多企業生產中低檔白酒的積極性而且影響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消費者的利益。十幾元錢一斤的瓶裝白酒要交納20%的從價稅和0.5元的從量稅，如此重的稅負不改怎么行!

還需要指出的是，對白酒從量征稅也不利于落實循環經濟。因為光瓶白酒的包裝最簡單并且可以再利用，符合“減量化”原則，但從量稅的征收造成低價格的光瓶酒納稅比率高而包裝復雜的高價格酒納稅比率低，無助于抑制過度包裝。故望有關部門重視行業多年來的呼吁，對白酒從量稅或免或減。

第三，恢復外購應稅消費品準予抵扣消費稅款的規定。2001年，酒類稅收政策調整的又一內容是：停止執行外購或委托加工應稅消費品準予抵扣消費稅款的政策。這一規定的實施一方面造成大中型企業重復納稅，有悖于公平稅賦原則;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全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不利于盤活存量資產，不利于避免重復建設，不利于社會經濟協作和企業集團化發展。這一規定既增加了大中型企業的負擔，也沒有真正起到抑制小酒廠的作用。因此，建議恢復釀酒企業外購應稅消費品準予抵扣消費稅款的政策。

恢復這一規定，還有利于實現大企業帶動小企業、大企業監管小企業的局面，對提高產品質量、確保食品安全和穩定社會就業不無裨益。

第四、完善啤酒的消費稅標準。按現行規定，啤酒消費稅分檔計征，每噸售價在3000元以下的每噸為220元，以上的為250元。但1994年至今，人力和原材物料的成本大幅上升，啤酒的售價也相應上調。

為減輕啤酒企業負擔并體現稅收的合理性，建議將分檔計征的界限標準變更為5000元。最好將兩檔變一檔，一律按每噸220元征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