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市場所迫?

談到兩次調整的原因，蔡穎姬均指出是市場的變化所迫。蔡穎姬告訴記者：“富隆酒業在2008年開始涉足中端以及部分親民酒款，主要原因是當年香港實行了酒類零關稅，這讓我們不少廣東省的客戶會選擇直接到香港購酒，因此我們才需要進行一個差異化營銷。故推出了價格親民的富隆勝卡羅尊榮系列。而2014年的轉型則是因為中國政府推出的公務消費禁令，以及大眾消費市場漸成主流所致。這在期間，我們于是調整了產品結構，讓價格親民的產品占據比以前更大份額。”

誠然，定位為中高端葡萄酒銷售商的轉型，其原因大多數人都可猜出一二——市場所迫。知名葡萄酒行業觀察家，深圳市智德營銷策劃有限公司總經理王德惠同樣認為這種轉型跟市場息息相關，對此，他也給予了十分專業的解釋：大商的轉型，與網絡上充斥著50元左右的進口葡萄酒理由相當，實際上均是社會需求變化所致。目前，中國葡萄酒消費的成熟指數已經提高，雖然仍有不少消費者無法對葡萄酒產品充分辨識，但也沒人愿意當傻瓜，而是理性大于感性，更加重視產品的性價比了。當然，這種變化，政策上的因素極大。但無論如何，政策的變化，已經讓社會消費習慣發生了改變——政商減弱，不那么政務的商務、朋友家人聚會的消費增多。

“像ASC、桃樂絲、富隆這樣的精品酒業公司，其定位肯定跟市場當下的需求不符“知名行業觀察家，澳洲國際釀酒集團的席康指出，“前不久我也在某個場合接觸了一些上述葡萄酒大商的經銷商。有經銷商說，有一次某家大叔大商之一宴請經銷商參加某名莊酒酒會時，曾聽聞該酒莊高管對貿易商的業績表示出不滿的情緒。”

席康進一步分析到：“當下在五星級酒店、高檔西餐廳里消費酒莊酒、名莊酒的，已非中國葡萄酒市場的主流消費群。要靠這些非主流消費群來維持整個公司的運營，是肯定不可能的。當然，如果某家大商手握一兩個類似茅臺的名莊酒的中國獨家代理權，倒是可以有所建樹。但不幸的是，現在很多名莊酒的中國代理權都是開放型的，不開放的也在分拆。因此，這個市場各個方面的嚴峻，可謂都在逼著這些大佬去轉型。“

長期與ASC打交道的唐山市豐南區環湖商貿有限公司總經理董懷成對此感受非常明顯。他告訴記者：“在幾年前，ASC的奔富系列，訂貨額不超過200萬元，經銷商是沒有機會與ASC談優惠的。但2014年的情況完全不同了。不僅僅可以談優惠，ASC的業務代表還會主動上門拜訪，每月都會造訪一次。姿態明顯放低。另外，ASC旗下一些出貨價50多元的酒也成了他們開始嘗試主推的產品，而以前ASC是不屑于推廣這個價位的酒的。”

董懷成指出：“據我了解，ASC的整體銷量在近兩年確實下降了很多，因此，ASC的轉變，的確跟市場息息相關。他們的這種轉變，也讓我感概萬千。”

木桶傳說

大商把持不住，證明市場會更糟?

另有業內人士指出，資金實力更強的外資大佬都堅持不住，開始銷售價格便宜的酒款了，這視乎證明葡萄酒消費市場下行壓力在2015年已更大。

數據顯示，中國經濟持續低迷、人民幣貶值，也已經使中國出現了通貨緊縮的先兆，2015年1月份，由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僅同比上漲0.7%，2月份由于春節因素，該指數微升至1.4%。而2014年歐債危機最猛烈，通貨緊縮風險最高的實際，歐元區的CPI增幅為0.5%。

席康表示，在他所接觸的消費者中，一些企業中層、老板的收入已經受到影響，這導致支出變得謹慎，并促使中高端葡萄酒根本沒法賣給曾經的該區間主流消費群。大家想要購買的酒，相反的都成為50元左右的好喝葡萄酒，連國別都不管了。

“正因為此，在我所接觸的葡萄酒經營者中，現在主銷的葡萄酒都是低端的，且量很大。在我所接觸的幾家廣東企業中，他們一個標就可以訂兩三個貨柜，但利潤都非常的低。因為他們只能通過沖量來維持公司運營成本。”席康指出。

他進一步分析到：中國的葡萄酒市場實際上已被打回了10年前初始化的狀態。按照中國人的收入，中國的葡萄酒大眾消費150元人民幣都嫌高，100元以下最好，而網絡平臺上的主流價格則在50元及以下。而且，中國還不是一個有任何葡萄酒文化的國家，不會像中國人喝茶，由于大家都懂，有時還會去買一點好茶。而對葡萄酒，中國人的確基本不存在辨識力，且由于起點為零，3、5年之內應該都不會有大的變化。因此只能像幾十年前的日本、韓國一樣，從低價葡萄酒開始消費。

但至于2015年的葡萄酒市場是否會更遭，董懷成并不完全認同。董懷成認為：葡萄酒市場的確在近幾年都不大可能出現以往的熱度，2013年的確有諸多葡萄酒企業經營不善，但2014年給我感覺已經稍好，因為許多企業為求生存，已經對產品結構、經營模式進行了一定調整。這個調整在2015年還會繼續，且不會比2014年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