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是，萬福生科案與海聯訊案這樣的專項補償基金分配方案，是否完整體現了程序正義?這也是萬福生科案專項補償基金方案出臺時飽受質疑的原因。

筆者認為，體現分配方案的程序正義，應通過完善專項補償基金的設/行權制度予以實現，具體有三方面：(1)專項補償基金必須通過有代表性的投資者與維權律師參加的聽證，聽證需有公平規則、公開的具有否決權的專家委員會、公正的申請手續與程序;(2)專項補償基金方案應與民事賠償司法救濟方案相銜接，以避免閉門造車或淪為單向賠償要約;(3)允許相關投資者對專項補償基金方案提起訴訟，由司法作出最后的裁判，避免與限制行政和解寬泛化與權力過大。此點，應在《證券法》修訂中有所表達。

第三，建立中國投資者保護責任保險勢在必行。在美國，董事和高管人員都有法律責任保險，他們在證券民事訴訟中的和解費用通常都是保險公司支付而不需要自掏腰包，因此，他們愿意達成和解并支付和解金額。但是，在中國，違法的董事和高管人員購買類似責任保險的做法并不普遍。

因此，建立上市公司董監事及高管責任人為主體的中國投資者保護責任保險制度(包括故意與過失)，讓各類保險機構參與對證券市場侵權行為人及侵權行為的監督和制約中來，令投資者在勝訴后獲得賠付保障，是構成證券市場違投資者權益保護的重要一環。

對司法解釋修訂

三點建議

筆者看來，2002年實施的虛假陳述民事賠償司法解釋，總體上運用良好，但也有需改進之處：其一，前置條件文件要維持但需改革�，F在看來，前置條件文件(訴訟需有行政處罰決定為前提)，這個當年被認為有一定“瑕疵”但符合中國國情的規定，無論從當年的頂層設計到之后的司法實踐，均有可圈可點之處。中國證監會積極而公開的行政處罰，無疑是投資者保護的善舉。

但在保持前置條件文件的前提下，應擴大這類文件的范圍，如證監會的責令整改通知與監管函等、證券交易所公開譴責與通報批評等、上市公司自我確認函或更正函等、有關審計機構公布存在虛假陳述情況的文件等。

筆者建議，宜將各類前置條件文件，定性為證券違法行為核心認定文件。這樣將有助于前置條件文件的擴大，減少爭議，并有助于行政執法與司法裁判，最終助力于投資者保護。

其二，考慮集中管轄與縮短訴訟時效。根據《民法通則》與《侵權責任法》規定，并鑒于避免地方保護因素和專業因素，應允許投資者可以選擇管轄法院，既可在被告上市公司的所在地起訴，也可在其上市交易地起訴。

對于后者，從法理上講，證券交易所可視為侵權行為地，從而其所在地的法院具有管轄權。由此，建議上海、深圳、北京中級法院建立證券專業法庭，此一直為業界所呼吁與期盼。

根據《民法通則》的規定，證券民事賠償訴訟的訴訟時效按常規定為兩年，且執行多年。從現實情況看，此規定可考慮作出調整。

在中國證監會新退市規則中，針對欺詐發行、重大信息披露違法這兩類行為，明確規定，被證監會依法作出行政處罰、或因涉嫌犯罪被證監會依法移送公安機關的，在證監會作出行政處罰決定或者移送決定之日起一年內，證券交易所應當終止其股票上市交易。與之相呼應，作為特殊侵權行為訴訟的證券民事賠償訴訟，其訴訟時效可考慮修改為一年。

在實踐上，投資者提起訴訟一般集中在處罰后的訴訟時效初期與到期前夕的末期。過長的訴訟時效，既不利于在訴投資者及時獲賠(上市公司希望等到時效到期后一并處理)，也增加上市公司的訟累，更使法院被動地不斷延長審限，其只有利于觀望與等待判決結果的“搭便車者”以及采用“訴訟時效中斷”方式規避訴訟風險者。

因此，筆者建議在《證券法》修訂時，新增證券民事訴訟時效條款，證券民事賠償訴訟作為特殊侵權案件，不應該適用兩年訴訟時效，優先適用特別法之規定，并明確為一年訴訟時效。

其三，在現行司法解釋中，還要細化下列內容。例如，可賠股數標準、買賣價格計算標準、會計計算方法及系統風險認定標準。在司法實踐中，由于有關條款過粗，導放各類裁判結論出入很大。 (作者單位：上海嘉瀾達律師事務所)